没想到大家对我父亲的经历这么感兴趣,使我也不禁起了再写点什么的念头，三十多年前9月的那个不眠之夜，他作为某机场战备总值班，亲身参与了历史。但当我把写这个题材的念头告诉他时，他表现出很强的党性和原则：“这件事中央已经订了性，公开发表的文献很多，不许写，尤其不许发表到你那什么网上去”。于是我就接茬写咱的空中历险吧。不过我爸的保密范围对现代人来说有些过宽，可能是他与社会有些脱节的缘故吧，例如他一直以为抗美援朝时苏联空军参与对美空战还是秘密，其实现在公开发表的有关文章回忆录已经很多了。对了，他对我上次写的“空中历险”很不满意，说我各种术语用的很不专业，什么飞机角度，穿云过程，落地瞬间的技术处理都没涉及。我说你得了吧，我这外行能把这事写清楚就不错了，我又不是空军报记者，再说我写这么多术语谁看的懂呀！我也得懂才行呀！得，又一不欢而散。顺便说几句，我写的有关我爸的事，都是发生在他身上的，如果使人感到有疑惑，那可能因为我是外行，写有些技术细节时力不从心的缘故。另外有些军事知识是从小在院里听大孩子们（京虎子那茬吧，再大点象我姐我哥那几届的根本不带我玩）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中得到的,留下不少不朽的错误印象。例如：中国只有2架三叉戟一架摔了，一架拆了想仿造但没成功又装不回去了，米格17就是歼五，米格19就是歼六，米格21就是歼七等等，算是孩子们的一种演绎。至今印象深刻，不能忘怀，以至于会让真正的军迷们笑话，产生疑问，真不好意思。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我爸身上的伤疤可是不少，有手榴弹弹片留下来的，有子弹留下来的。至于空军飞行员是不是不许有疤，我不清楚。但我爸的确是中国空军的一级飞行员（我见过勋章,在我爸床底下藏着呢）。

这回讲的是福建前线。说到台湾，现在应该是每个中华儿女心中的痛，其实当时也是。1958年金门炮战后，两岸局势空前紧张，美第七舰队在我邻近海域虎视耽耽，海峡两岸海陆空军全面剑拔弩张，在这种形势下，我爸他们部队调到福建前线轮战。当时敌方飞机非常猖狂，不断到我福建沿海寻衅，他们是F-86，我方是歼五。双方那时是这么较劲的，只要我方雷达发现对方飞机起飞，我战斗机就立刻出发迎敌。双方沿海岸线飞行，我方飞机总是在敌机侧后方，保持锁定对方的状态。当时我军的原则是：只要敌机偏离海岸线进入大陆，我方就把他们打下来。据说这是出于一种政治考量即：在大陆上空打下来，我们既可抓俘虏，又可以拿到飞机残骸。海上就不同了，打捞困难，万一掉入公海，容易让美第七舰队以打捞的借口靠近我领海。这种对峙每天至少发生一次，多的时候每天四五次。每次都是如果对方来一个编队4架飞机，我们就上去一个编队8架飞机盯着他们。对方来两个编队，我们就16架。对方来三个编队，我们就24架,那真是黑压压一大片。数量上也就到此为止了，要不然就成打群架了。

我爸他们这次驻扎在惠安机场，这个机场地势低，大概是海拔0，四面环山,山高距地面大概有2000米左右，其中两个方向山距机场太近，飞机完全不能起降。另两面山距机场20多公里。最麻烦的是这个机场附近的气象条件很差，云层压的很低，常年环绕在半山腰上，能见度不好，从地面只能看到山腰以下，以上部分就只能偶尔露峥嵘了。这种条件下，飞机的起飞、降落、巡航完全要靠地面导航。而且由于地形的原因，战斗机从跑道起飞后，只能沿着跑道延长线返回降落。在这里飞行，需要导航员与飞行员配合的非常默契才行。所以除了执行战备任务外，平时也经常进行导航与飞行的配合训练。这种训练，是在我们陆地上空进行的，不碍打群架那帮人的事。

这是1960年的一天,天气是照旧的多云，云层压的很低。我爸在地面领航员的引导下，单机起飞，进行导航配合训练。当时的领航是通过领航员与飞行员进行无线电通话以及由飞机上的导航仪接收指挥塔台发射的无线电信号来具体操作的。起飞一切正常，穿过云层后，每一个动作就都完全靠领航员来指挥了。由于机场四周多高山以及本地气象条件不好，战斗机的飞行要做到完全靠导航来完成起飞、降落和巡航。这其实就是盲飞，飞行员不看机舱外，通过看仪表和与地面进行通话，完成所有技术动作。咱们再回到我爸这，飞起来之后，听着地面的引导完成动作：“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齐步走。”就这么转了十几分钟，突然就没动静了，不但无线电不发声了，连导航仪也接收不到信号了。

记得小时候我爸领我参观他们的飞机，我进过歼七的机舱，记得密密麻麻全是各种仪表，不知道哪个是导航仪。只记得我爸指着几个红按纽说千万别碰，一碰整个机舱就弹出去了，那是管跳伞的。我可是花了好大劲才控制住自己按那玩意的冲动，大家想想，整个机舱都弹出去，多好玩呀！可我爸这会一点也没觉得好玩，按飞行条例规定，在这种气候地形条件下，无线电和导航仪如果发生故障，飞行员要弃机跳伞。可我爸是个把飞机看的比生命还重要的人呀，事后他说，他压根就没想过跳伞，当时满脑袋琢磨的都是怎么把飞机飞回去。可这怎么飞呀，通向机场跑道的航线是“自古华山一条路”，四周全是山，从云层上往下降，99%是要撞山的。怎么办？怎么办？突然之间，灵光一闪，有了：往东飞！东面是大海，海上没山吧！可还是要小心，海上可能有敌机，另外飞远了就到台湾了，我爸还不想到台湾领黄金呢。不管怎么样，先向东飞。这时候我爸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位置，也不知道向东飞多久才能到大海，一切都得估计。飞了一阵子，觉得可能到海面上空了，我爸把飞机飞进了云层，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只能凭经验和感觉。这天的云层很厚，我爸不能确定下面肯定没山，所以只能往下飞一点，拉起来，再往下飞一点，再拉起来。就这样起来下去起来下去的。突然间，眼前一亮，看到海面了。这时，高度表显示飞机距海面只有400米，也就是云层距海面也只有400米。这时我爸可顾不得高兴，因为附近很可能有敌机。如果敌机在我爸的后方，就会被他们捡了个大便宜。赶快前后左右的巡视了一番，居然没有，马上掉转机头，一直向西，回家！一路上见山就躲，见云就避。看见机场就一头扎了下去。事后回忆，这次从起飞到降落，一共用了一个多小时。

飞机停稳后，来了一大帮人，有师政委，领航主任，无线电主任，地勤和保卫干部等，神情严肃，有的人目光不太友善。

说到这需要介绍一下我母亲，海外赤子、爱国华侨用在她身上非常准确，一点也不夸张。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第二年10月，年仅14岁的她就毅然从新加坡（当时是马来亚联邦的一部分）回国，投入祖国怀抱。这一点我现在非常理解，人到了海外，更觉得祖国的可亲，比在国内时还爱国。我知道祖国母亲还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有贪污腐败，有失学儿童。但这丝毫改变不了我的爱国之情。这不是什么空话，一个丢掉自己祖国，丢掉自己文化的人。是没有根的，是在夹缝中的，是可鄙的。这，我母亲知道；我知道；我的孩子们知道；每一个热爱自己祖国的人都知道。母亲回到祖国后，先在广州珠江中学读书，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母亲捐出了自己的全部身家，计有：金项链一条，金笔一只，金戒指几个，两个皮箱及全部衣物，捐给祖国购买飞机大炮，自己虚报三岁参了军。其实我母亲家境并不宽裕，这些首饰是我姥姥因为女儿要出远门，把自己的陪嫁给了她。一方面是个纪念，另一方面有什么急需钱的时候可以变卖应个急。我姥姥50年代去世，我母亲第一次回新加坡是1987年，现在我家除了几张姥姥的相片，有关她的物品什么都没留下。

参军后我母亲由于年龄小，思想单纯，当时部队把她安排到机要学校学习，毕业后将成为机要员。但因为她是华侨，政审不过关，在学习了几个月后，分配到我爸他们航空师师机关当图书管理员。我看过她那时的相片，一个漂亮的小女兵穿着大几号的军服，裤腿袖口一层层卷起来，很不合身。据说自从她当了图书管理员之后，部队兴起了一阵读书热，图书室每日人流不断，络绎不绝，大部分人醉翁之意不在酒。也难怪，那时侯部队才有几个女兵。师领导发现后，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就把她调到我爸他们团当机要打字员，编制上属于师保密室。这下我爸的机会来了，当时师机关只有三个女兵，住一个宿舍。我爸约了他的两个铁哥们，统一行动，找准目标，互相壮胆，去----谈恋爱。后来这三对中成了两对，本来应该是三对的，但其中一位叔叔飞机失事牺牲了。

我爸妈结婚是在她复员后，当时已经中专毕业分配到北京，婚结的是一波三折，这些以后再提。但最大的麻烦是：我妈是归侨，飞行员不许跟有海外关系的人结婚！这有海外关系的人、华侨、华侨家属在中国，有相当一段时间是受到另眼相待的，后来有个电影《海外赤子》很真实的反映了这一现象。好在当时我爸他们师的领导班子没变，师政委很了解我母亲，知道她的情况，批准了我爸的结婚申请，开了介绍信。但事后这位可敬的师政委受到了上级严厉的批评，但木已成舟，婚结了就结了吧。我看过我爸妈当时的合影，郎才女貌，很是般配。

但这事没完，从此以后，这海外关系的帽子就扣在我爸头上了。在有些方面，总能让你感到别扭，就好象总有双警惕的眼睛盯着你。就拿这去福建轮战这件事吧，从技术上讲是非他去不可，但政审就是通不过，你有海外关系呀。最后没办法让他们师政委写保证书，担保他政治可靠，绝对可靠。先后有两任师政委写过保证书，一个后来当了广空的政治部主任，另一个后来调到北空当付政委。至于那个后来当了空军付司令的师长，由于是军事干部，还没资格做担保。

现在大伙明白为什么地面那些人为什么神情严肃了吧，他们以为我爸要叛逃台湾，由于气候不好才飞回来了。一下飞机就问他怎么回事，我爸说无线电导航仪全坏了，如此这般的介绍了飞回来的经过。领导二话不说，下令拆飞机检查故障原因，这一检查发现原来是连接发电机的一个接头脱落了，影响了无线电和导航仪。事故原因查清了，嫌疑解除了，立即把情况汇报到福州军区，福州军区的意见是建议给我爸请立二等功，意见回到我爸部队却卡了壳，一是行政上我爸部队不归福州军区管，二是某些自认阶级觉悟很高的人还是怀疑这整个事件，原因还是这海外关系。

最后有人代表组织跟我爸很委婉的说“这次事故，按照飞行条例是应该弃机跳伞的，你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呢？”我爸问：“难道我挽救飞机有错吗？难道摔飞机反而对了吗？这是什么逻辑！？”这个问题我爸一直没有等到答案，直到今天。

哎！这说不尽的海外关系呀！因为这，我家文革中差点家破人亡；因为这，我爸遭遇到种种莫名其妙的待遇；因为这，我们家很早就有了电视、冰箱、洗衣机；因为这，我高考加了分,如今时代不同了，这海外关系应该跟海内关系一样了吧。

事过境迁，父亲提起此事，依然情绪激动，还是不服。

附：【父亲原创】
自从1958年我军炮击金门以来，台湾海峡的军事形势就变得更紧张了。

盘踞在台湾的蒋军每天派出飞机5至6批飞机对福建、浙江、广东等地挑衅，寻找机会进行报复。奉上级指示，我团开赴福建的泉州惠安机场担任对敌作战任务。

开赴惠安机场后，发现我军有几个不利因素：

第一、部队由北方到南方，在地理与天气条件上很不适应，经常处于被动，如南方的天气不是下雨就是多云，在复杂气象下的飞行我们北方部队很少进行过训练；

第二、台湾处于大陆以东270公里处，天亮时间比大陆早30分钟，敌人利用这一特点，每天在我们天亮前30分钟起飞，这时我们大陆还是晚上，飞机还起飞不了；

第三、由于台湾离大陆机场270公里，他们起飞后向大陆方向直线上升，到了大陆，飞机高度已爬到14000米了，正好是战斗的最有利高度，而我们机场靠近海边，起飞后又不准向海上爬高，在高度上，我们都是在被动的情况下应敌。

综述上述特点，我们一面研究对策，一面加紧练兵，趁敌人不出动的空隙进行训练，将在北方难以进行训练的科目突击训练出来，提高在复杂气象条件下的作战能力。

1960年4月的一天，我将飞机飞往机场以北200公里处的区域，由地面指挥所引导穿云下降。当飞机高度10000米到达指定空域时，发现飞机出故障了：无线电和全罗盘均不指示。我立即驾稳飞机进行检查，对全罗盘进行调整，无线电也一点声音都没有。当时我想可能是离机场太远山区无线电有效距离降低的原因。

我将飞机对向机场，一面向机场飞；一面检查原因；同时再次和机场进行联络。结果还是没有效，怎么办？下面一片云海，不知机场在什么地方？也不知自己飞机处在什么位置？于是我想将飞机穿到云下找地标。

福建地区到处是山，飞机在没有引导的情况下降低高度，肯定未出云就会撞山，飞机的油量又不多了，最后只有跳伞一条路。跳伞是安全的，但我又想，这样跳伞下去怎么说的清呢？谁能相信我讲的呢？不能跳伞！我要冒着生命危险穿到云下去！万一巧了，可以保机保命，大不了和飞机同归于尽，也比跳伞下去一辈子戴着一个“右倾保命”的帽子要好过些。于是我将飞机下降到了5000米的高度上，准备做穿云下降飞行。

真是急中生智，突然我想到了台湾海峡，若能到台湾海峡上空穿云下去，下面是海，不就没有山了吗？我立即将飞机转向台湾海峡的大概方向飞行，但是台湾海峡具体在什么位置也不知道，只知道在东面。但问题又来了，不知道台湾海峡的准确位置，这样冒险向东飞，什么时间穿云下去呢？若飞的时间长了，就离台湾很近？到了台湾上空，台湾的雷达就会发现。台湾方面若起来飞机打怎么办？不能向前飞了。

于是原地下降，将飞机转入下降飞行，又想不对！好象飞的时间不够，这样下去肯定没有到达海峡上空，会撞山的。我又拉起飞机向东飞，心想：就算被敌人打下来也比自己撞山光荣。

我将飞机的大小三门炮都装上炮弹，若遇到敌机我还可以和他格斗一阵子，这样我又向东飞了5分钟，开始穿云下降，高度3000米，飞机进云了。我尽量驾稳飞机，以更多的精力观察外面，保持10米下降率下降，一是若发现前面有山很快将飞机拉起来；二是观察有敌机来袭可以和他格斗。

云越来越黑了，好象前面都是一个个山包。我又将飞机拉起来向前飞了一阵，再次下降，就这样一拉一推的下降，高度到1000米了，我的心情更紧张了，要撞山也就在这会了。这时云越来越黑，云中还下着小雨，飞机外面一点都看不清楚，生死就这一下子了。我增大下降率，想很快到云下，突然眼前一道亮光，飞机出云了。

下面是蓝色的大海和几条船，我看看高度表，飞机高度正好400米正。谢天谢地，总算下来了，心上的千斤重石也放下来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检查飞机的状况和油量，发现油量不多了，300立升警告灯已亮，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亮的，不知能否将飞机飞回机场？我将飞机航向转向270度向大陆飞去，到大陆后找到机场就安全落地了。

我的飞机失踪后，机场的人也很紧张，雷达看不到，无线电也叫不通，每个人都急的要命。他们分析：一是这架飞机失事了；二是这架飞机跑了，跑台湾去了。按他们的想法，失事比跑了要好，若跑台湾去政治压力就大了，他们此时测算油量已用的差不多，飞机回来的希望应该没有了，就准备收场回去。正在这时，我这架飞机突然由东向西落在跑道上，机场的人立刻乱成一团，

飞机滑跑停止后，一辆汽车在我旁边停下，车上下来十几个人，其中有接收飞机的机械师和参谋人员，还有一个检查组来检查我的飞机，由保卫科长、师通讯主任、团机务主任、师通讯科长、团政治部主任、团政委等六人组成。

他们下了车后，态度很严肃，对我的飞机进行分析、检查。按他们的设想，我是跑台湾去了，由于台湾那边天气不好，找不到机场又飞回来了。其中一些技术人员对飞机检查，政治干部对我进行盘问。我将飞机故障情况及空中处理的经过做了如实的汇报。

经过对飞机的全面检查，发现有一个电源插头断了，无线电和全罗盘不工作的情况属实，和我讲的一样。这样才将我拉回家休息，飞机交给地勤进行修理，而我则出了一身冷汗，好险呀！

飞机若检查不出故障，我将会被作为叛徒抓起来，下场一定很惨，现在回忆起来还是后怕！

事后技术部门将这次事故处理的情况写了一个报告，做为出色处理空中事故的典型上报福州军区。福州军区看了后也很感兴趣，指示要将这次事故处理的经验很好的总结一下，要给飞行员立功，技术干部和飞行员以及地勤人员经讨论后，一致同意要给我请二等功。

可是政治干部不同意给我立功，不知为什么？！也许他们心里不服，若能将我当成跑台湾去的叛徒抓起来，这样他们就可以立功了！

对于我来讲，功不功是无所谓的事，能安全返回地面，保住一架飞机，我就心安理得了。

后来他们说虽然保证了飞机的安全，但这样处理太冒险了，按飞行条例的处理原则这种情况应跳伞才对。难道是我错了？！不冒险才受表扬，才会立功？！

一九六0年六月于福建

惠安机场

一直在看全家 整理于2004年12月

向父亲敬礼!